【文章导读】“一体之治”:《管子》空间治理之“道”及其现代启示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国家治理中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智慧,指出:“要治理好今天的中国,需要对我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有深入了解,也需要对我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探索和智慧进行积极总结。”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时强调,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空间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的有机组成,也是国家治理的空间载体。国家治理视域下,挖掘、激活中国传统哲学思想所蕴含的现代性因子是空间治理理论创新的重要向度,以为生态文明背景下的空间治理提供理论源头和改革旨归,同时实现传统哲学在国家空间治理中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具有中国智慧、世界意义的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源头活水。
《管子》以治国理政、安邦富民的实践哲学为基础,认为“人”“自然”及“社会”遵循共同的基本法则,三者交互作用、辩证统一,形成了以“道”为核心的“一体之治”整体性治理框架,符合“作为善治”的现代化治理要义,与国家构建“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的空间治理现代化目标具有一致性,汲取《管子》治“道”之法可破解国内现有城市规划体系中西式空间治理的系统性困局。(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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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治理的价值论——“民为邦本”“义利并重”“一匡天下”
1.1 “民为邦本”的价值标准
1.2 “义利并重”的价值取向
1.3 “一匡天下”的价值目标
“一匡天下”是《管子》最重要的思想,由此形成地政、四维、孝悌三大新政,即“治地” “治人” “治家”3个主要方面。“一匡天下”是《管子》治天下的价值目标,笔者以为,在空间治理领域,建设“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既包括空间领域的各要素“匡”正,也包括多元主体的和谐并存,兼容并蓄,即形成一个具有整体性、系统性和生命体特征的动态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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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治理的本体论——“礼法并用”
《管子》主张“礼法并用”,其基本治国方略就是“礼”与“法”辩证统一于治理实践中。空间治理实践中,“礼”与“法”相互补充,形成了两条底线:一条是“礼治”底线,讲求公平正义;一条是“法治”底线,讲求依法治理。 “法治”体现空间治理的国家权威,能够实现国家意志对空间的影响,同时也兼顾“礼”的灵活性,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体现为一种“刚”“柔”并济的治理,是新时期空间治理的整体运行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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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治理的方法论——“予之为取”“执经达变”
3.1 “予之为取”:
治理工具重“予”,民生福祉则“取”《管子》善功利之道,提出了“知予之为取者,政之宝也”的予取思想,认为“予”是执政之“善”,“取”是执政之“恶”,以“让利于民”与“创利于民”举措赢民心。习近平总书记基于“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的思想,创新性地提出了国家治理的根本宗旨是“增进人民福祉”。在实现全面脱贫攻坚的伟大实践治理中,将“予”民思想发挥到了极致,让近亿贫困民众“取”得脱贫实惠。当前,我国经济社会正处在重大的历史转折期,权衡制度设计及落地中的“予”“取”关系,在服务空间优化、生态文明建设、空间资源效用提升、城市更新、乡村振兴等行动中具有重大意义,通过治理工具创造更多“予”民措施,让人民“取”福祉。
3.2 “执经达变”:秉持
生态文明之“经”,施治理工具之“变”
“执经达变”是《管子》治理方法论的精髓, “执经达变”的治理方略,不变的是“经”,即治理的目的和原则相对稳定,以“经”作为判断标准,“变”的是工具。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针对新发展阶段“人”的空间需求的升级,亟需推动空间再生产、再创造提升空间价值和品质,使供给和需求相匹配。在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空间治理无法再依赖传统规划工具,需执生态文明建设、以人民为中心、高质量发展等新时期发展之“经”,求治理工具之“变”,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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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治理的实践论——“三国五鄙”“均地分力”“以时禁发”“人与天调”
4.1 “三国五鄙”:
一种整体协同的组织架构4.2 “均地分力”:
一种公正配置的制度设计4.3 “以时禁发”:
一种效法自然的运行规则4.4 “人与天调”:
一种效用最大的治理愿景5
结语——走向中国式空间治理现代化
在“国家治理”背景下,辩证汲取《管子》治“道”理论中蕴含的空间治理的价值论、本体论、方法论及实践论的理论体系,构建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空间治理现代化理论框架,不仅符合“作为善治”的现代化空间治理的理论诉求,更是充分体现出文化自信境域下“治理”模式的中国话语,对面向空间治理体系构建和中国式空间治理现代化具有现实针对性和实践借鉴意义。
一方面,《管子》治理之“道”与国家构建“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的空间治理现代化目标具有一致性。《管子》之“道”中“因循人性、效法自然”的治道思维与当代空间治理现代化思维遥相契合,“以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和可持续发展为基本宗旨”,其治理思想所揭示的“人”“自然”“社会”构建了“一体之治”的整体性治理框架,为中国式空间治理现代化提供了理论源头。
另一方面,《管子》治理之“道”是客观存在的一个“旧理论”,而中国的现代化是从“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起步的,也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步入新的阶段,从中国出发创造现代化的“新形态”,是在“古今、中西、新旧”的纠缠中走出的中国特色新路。立足于古今中西之交,我们如何在变局中辩证地引入中国传统思想和理论,在规划领域进一步探索将“文化自信”转化为“实践进路”,值得深入思考:如何将“民为邦本”“义利并重”“一匡天下”转化为“以人民为中心”的空间资源配置?如何在“法治”中兼顾“柔性”,让规划有法可依且有情可循?如何通过规划给“予”工具提升民生福祉激励,提升空间效能与获得感?生态文明建设、以人民为中心、高质量发展等新时期发展之“经”为何?治理工具如何“变”?组织架构、制度设计、运行规则和治理愿景何以构建新的空间规划与治理体系?“山水林田湖草”如何实现“一体之治”?……然而囿于文章篇幅有限加之规划理论与实践体系的庞大,导致诸多困惑依然未得到解答,借此抛砖引玉,以期引起更广泛的讨论与研究,逐步构建中国式空间治理现代化体系。
本文撰稿:黄军林
原文介绍
《“一体之治”:《管子》空间治理之“道”及其现代启示》一文刊载于《城市规划》2023年第4期,第65页-71页,第78页。
【doi】10.11819/cpr20230408a
黄军林,湖南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地理空间大数据挖掘与应用湖南省重点实验室,高级工程师,注册城乡规划师,中国城市规划学会会员,361132825@qq.com。【全文下载】文章已在知网发布,复制并搜索下方网址,或点击下方“阅读原文”,即可下载阅读全文。https://kns.cnki.net/kcms2/article/abstract?v=3uoqIhG8C44YLTlOAiTRKibYlV5Vjs7ioT0BO4yQ4m_mOgeS2ml3UBHxWG0nu5QaqqfS92t-kFCja3fpXfxzOMRltag6DqXP&uniplatform=NZK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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